仇英(明代画家)

仇英（约1505-1552年），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太仓市人，寓居苏州市。明代画家，吴门四家之一。

仇英出身寒微，早年以漆工为业，兼擅彩绘栋宇，后改习绘画。移居苏州后，他得以结识文徵明，并拜周臣为师。中年时画名渐起，经常接受富商和收藏家邀请，至其家中作画。嘉靖十一年（1532年），仇英曾应王宠邀约，为王献臣拙政园作《园居图》，受到称赏。嘉靖十六年（1537年），仇英受昆山市鉴藏家周凤来延请，客居其府达六年之久。此后，他又前往嘉兴市大收藏家项墨林家中作画，这一过程历时十余年，在此期间，他广泛接触、观摩和临摹古代名迹，技艺大进，尤其在继承唐宋传统的工笔重彩人物和青绿山水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晚年的仇英与文徵明父子及门下弟子交往密切，吕振羽文徵明先后合作过《湘君湘夫人》《摹李公麟莲社图》《孝经图》等作品。他又吸取了 “吴派” 文人画之长，使作品增添了清雅的气息，声誉与沈周、文徵明、唐寅不相上下。约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仇英逝世。

仇英精研“六法”，人物、山水、走兽、界画俱能，临古功深，落笔乱直，“精丽艳逸，无惭古人”。在继承唐宋以来优秀传统基础上，吸取民间绘画和文人画之长，形成自己的特色，对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尤有建树。其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有《桃源仙境图》《右军书扇图》《秋江待渡图》《人物故事图》等。仇英的绘画风格对明代晚期的尤求和清代禹之鼎等画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仇英是把毕生精力都献给绘画艺术的古代伟大画家之一，他作画时的勤勉与严谨专注，连董其昌都为之赞叹：“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戒顾。”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仇英生于明代正德初年或弘治末年，出生在太仓市县平民之家，其父是一个漆匠。仇英十二三岁给父亲当帮工，做漆匠营生。刷漆时，接触到各种绘画图案，渐渐对画画产生兴趣，于是有了自己的梦想。十五六岁时，仇英告别父母，离开太仓，来到苏州市。他受雇于一家手工作坊，白天做漆匠，兼为人彩绘栋宇。干活时，发现人家里有古画，便默记于心，晚上回来偷偷仿出。那阵儿，他最愿意到收藏家家里干活。只要手头稍有富余，生活有着落，仇英就流连书画装裱店或古董铺观摩，或于街头现场绘画。

一天，仇英在苏州城阊门一带街头专注绘画的场景，让正回归苏州老家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文徵明撞见了。文徵明被仇英的笔墨功底吸引，主动靠前与其交谈。文徵明没因仇英出身底层鄙夷他，在详看了仇英翻出的临摹画后，结合其特点予以指教，说他颇有天赋，但需要把南宋的院体与文人画的意趣结合，来提升境界。作为吴中名贤，文徵明大力提携这位出身卑微、学识浅薄的后生。《湘君湘夫人图》是文徵明和仇英的第一次合作，文徵明画完《二湘图》后请仇英为之设色。文徵明除了在生活上给予仇英帮助，在绘画上对其指导，还将自己的人脉资源介绍给这个来自异乡的年轻人。

绘画生涯

嘉靖二年(1523年)，54岁的文徵明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以贡生进京，经过吏部考核，被授职翰林待诏。文徵明不放心刚刚步入绘画正轨的仇英，于是便借机将仇英引荐给唐寅的老师周臣。来到周臣府邸后，仇英再也不用去干油漆工了。而仇英早期画艺的跃升正是师从周臣之时。在周臣的指导下，仇英大量临摹唐宋名画。这段时期，仇英因与文徵明交往密切，遂与文徵明的朋友、子侄和门徒都成了知交。文彭、文嘉、王宠、彭年、陆治等人主动与仇英结交，或合作绘画，或书画题跋，或引朋叙谈。嘉靖五年（1526），文徵明的高足王宠与仇英合作《两湘图册》。

周臣殁后，仇英自立门户，进入藏家市场。自嘉靖十六年（1537年）起，他的交游范围扩大，一些富家、收藏家主动和他联系。这年他受邀到昆山市鉴藏家周凤来家作画，原定两年期满后，又延聘了四年。仇英为周凤来创作了长达15米的巨作《子虚上林图》和长卷《赵孟頫写经换茶图》。嘉靖十九年（1540年），嘉兴市收藏大家项墨林将他请到家中。仇英客居项家博雅堂作画长达十余年，相继为项元汴创作了《弹箜篌仕女图》《倪瓒像》《子虚上林图》《后赤壁赋图》《孝经图》《临宋元六景册》《水仙腊梅图轴》等。其间，他接触到项氏家藏的千余幅宋元名画，其中就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文嘉、王榖祥、陆治来访，仇英亮出墨迹未干的《钟馗图》请他们观赏。王榖祥赞赏不已，仇英便以图相赠，陆治为之补景。画好后，他们又一起带着去见文徵明，文徵明赞赏之余，单独为仇英写下《草窗诗》。同年，文徵明的门徒陆治与仇英联合创作《寒林钟馗图》。1547年，仇英创作了《水仙腊梅图轴》。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彭年题识仇英所作《赤壁赋图》卷。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仇英创作《职贡图》后再也没见画作。

人物作品

在传世作品中，仇英为项墨林所作的绘画有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水仙腊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博物院藏）、《临宋元六景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无纪年的《松溪横笛图》（南京博物院藏）、《临宋人画册》（上海博物馆藏）、《临萧照瑞应图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明上河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临李公麟独乐园图卷》（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秋江待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汉宫春晓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蕉荫结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桐荫清话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

仇英为陈官作《桃源仙境图》（天津博物馆藏）、《职贡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溪山栖隐图》（香港艺术馆虚白斋藏）等。此外，在传世作品中，还能见到多件有上款的仇英作品，如《煮茶论画图》（吉林博物院藏），《剑阁图》（上海博物馆藏），《煮茶图扇页》（上海博物馆藏），《梅花水仙图扇》（上海博物馆藏），《东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以下仅展示部分：

创作特点

纵观仇英的山水画，大致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在境界上，他不一味追求富丽堂皇或空漠冷寂的气氛，而是在“秀雅纤丽”中透出一种飘逸优雅的气息。所作山水多表现士大夫林泉诗酒生活和清新旷远的自然景色。由于仇英读书不如文徵明、唐寅多，其画作中少有诗文题跋，一般仅于画幅边角落款，未呈现出诗画结合的面貌。但是，他所画的丘壑泉石、烟云竹树、亭台楼阁、人物景色，皆经精描细染，又不失清秀雅逸的气韵。特别是他描写文人高士隐遁生活的作品，如《桃源高隐图》《蕉荫结夏图》《月下吹笛图》《园居图》《春夜宴桃李园图》等，无时无刻不流露其隽秀飘逸的情怀，画卷气溢于笔墨之中。

其次，仇英的山水画虽隽逸优雅，“士气”十足，却少有一般文人画家笔下那种冷寂空疏的情调，而总是流溢出清新明丽的气氛，有的作品还充满蓬勃欢乐的意趣。如《莲溪渔隐图》中，平远山水间，溪岸水畔、房屋堂轩、茅舍鱼罟、田畝葱郁、小桥相通、行人往来，画面布局清旷，呈现出一片江南夏日情景，极富生活气息，给人以可游可居之感。再看描绘四川剑门关景色的《剑阁图》，画面峰峦重叠，远处是皑皑的雪崖雪峰，近处是重彩辉映的山峦，陡峭的绝壁上树木茂密，残雪覆盖。在崎岖的栈道上，人马众多，或隐或现迎面而来，人马动态各异，行人身着各式冬装，无不具体生动。此画画风工整，色彩浓艳，丰满壮观，可谓仇英青绿画法的代表作。仇英作品中这种浓艳而清新、壮阔而平朴的审美意趣，与明中期整个美学思想的世俗化倾向相一致，也反映了这位民间画工出身的画家所保持的健康民间艺术审美因素。

第三，仇英的山水画风格虽源于传统青绿和“院体”画法，但并不拘于一家一派的面貌。就其整个山水画而言，在技法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较为纯正的大青绿山水，山石勾勒后不用细皴，山脚以赭石分染，以青绿重色染石面，然后每一块面再加染石绿，或分以扁青，使各山色谐调而有分别，树木云岫勾勒精细。其《九成宫图》《桃源仙境图》等属此类典型之作。二是青绿画法与水墨画法相融合的一类。通常近处山石用小斧劈细细皴成，用青绿法以绿与石青相间染出，色不凝笔；远峰不作皴笔，以花青翡翠或石青、石绿和墨渍染而成，似有董源或沈、文画法之精神。《秋江待渡图》《莲溪渔隐图》《仙山楼阁图》等为此类代表作。三是以水墨皴染为主的画法，此类画法汲取了刘松年、李唐院体画法的精髓，山石用细笔小斧劈法，分面细致，于阴暗处和墨淋之，随即以清水接染，因绢地不吸水，故能产生含混融和的意趣，略见吴派绘画之影响。树法中增强转折趣味，衬以夹叶，叶叶分明，一枝一叶无不与实景契合。《松亭试泉图》《松溪论画图》等均属此类画法。

仇英擅人物画，尤工仕女，重视对历史题材的刻画和描绘。他吸收南宋马和之及元人技法，笔力刚健，特别擅长临摹，在仿古绘画（粉图黄纸多指仿古的画作）方面，落笔就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至于发翠豪金，综丹缕素，其作品精丽绝逸，无愧古人。他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擅长设色，又善于白描。其人物造型准确，概括力强，形象秀美，线条流畅，有别于时流的板刻习气，直追宋人风范，对后来的尤求、禹之鼎以及清宫仕女画都有很大影响，成为时代仕女美的典范。后人评其工笔仕女，刻画细腻，神采飞动，精丽艳逸，为明代之杰出者。

仇英的山水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综合融会前代各家之长，既保持工整精艳的古典传统，又融入了文雅清新的趣味，形成工而不板、妍而不甜的新典范。他还有一种水墨画，从李唐风格变化而来，有时作界画楼阁，尤为细密。他常以古贤名笔为蓝本，斟酌创作上林图，图中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等元素皆精妙入微。

人物影响

由于仇英未享大年，他对仇氏家族的影响极为有限。传其衣钵者如仇珠、仇谱、尤求、仇聋子（仇世祥）等人，不仅文献记载资料极少，作品传世也极尟，未能形成艺术家族的氛围。从文献资料和传世作品显示，明清两代受其影响的画家中，明代有十二人（含家族成员四人），清代二十三人，共计三十五人。从地域上看，江苏省十七人，上海市四人，浙江省三人，广东省三人，安徽二人，福建省一人，湖北一人，河北省一人，陕西省一人，山东省一人，不详籍贯者一人。影响的范围以江苏、上海、浙江为主，辐射至西北、华南和华中地区。

从题材上看，受其影响者多为山水、人物。山水以青绿山水为主，人物尤以精细妍丽者居多。两类题材均倾向工整写实，易学而难工，故容易为职业画家所追逐。从受影响的画家构成看，几乎都为中小名家，有不少还是鲜为人知的小名家。从仅有的少量文献资料看出，这些画家大多为职业画家，与仇英的情况极为类似，显示出仇英画风流播的群体范围。

明清时代的画坛，以文人画为主导。仇英因其独有的身份与画风，其作品未能和“明四家”中的沈周、文徵明和唐寅一样，受到后世文人的青睐，但却能得到大量职业画家的垂青，并影响及于吴门地区以外的多地画家，显示出与沈周、文徵明、唐寅等完全不一样的传播方式与影响力。

家庭关系

人物研究

在“苏州市画派”或“明四大家”中，以仇英的研究难度最大。一是史料匮乏，真正有价值的史料最多不过几百字，且屡经研究者反复论述，难有新意。另外，明清著录中的仇英作品，因绝大多数今已不存而难鉴真伪，故有关题跋文字不可轻易采用。二是仇英作品伪作远远超过真迹。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作品二百四十件(套)，可靠真迹约二十件(套)，百分之十都不到。大陆文博机构“人账”(即建立全国统一档案编号)的仇英画作约有九十件，可靠真迹大概也就三十件左右。

由于无确切史料记载仇英（字实父，号十洲）的生卒年，近几十年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学界，各家说法不一，令人无所适从。就绘画史研究或鉴定而言，一个画家的生卒年或生平非常重要，它可以解决研究或在鉴定过程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况且仇英还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极为重要的职业画家，有明代人物画第一人之称。当今学界对于仇英生卒年问题的研探，都是从其卒年再推算其生年的，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以徐邦达和周道振等为代表的五十岁左右说；(二)以吴湖帆和江兆申等为代表的六十岁左右说。而其他有关的仇英生卒年之说均有明显谬误，故不予评述。其实，相关史料大家已有所知晓和掌握，关键在于研究者如何正确分析与解读。有关仇英卒年的重要文字有两条：

仇英《贡职图》卷(今藏故宫博物院)，著录于吴升《大观录》沈唐文仇四家名画卷二十，拖尾有彭年一段长跋，其中有云：“实父名英，吴人也。少师东村周君，画得其法，尤擅临摹。东村既殁，独步江南二十年，而今不可复得矣。嘉靖壬子(一五五二)腊月既望。”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而今不可复得矣”，今人皆解读为：仇英至少在壬子腊月既望之前已经不在人世，对此均没有异议。《贡职图》卷有署款：“仇英实父为怀云先生制。”据彭年跋记可知，怀云名陈官，长洲(今苏州市)人，与仇英善。古代书画鉴定小组鉴定此图卷为“真迹、精”。但启功先生当时提出了一个不同意见并记录在案：“‘制’字挖后添，应是‘为怀云补景’，因为有挖痕。”也就是说，此图卷中的人物可能并非仇英所作，他只是为图补景。但定《贡职图》卷为真迹，应该可以接受。彭氏跋前还有一段文彭代文徵明所写之跋，署款“壬子九月既望题于玉磬山房”，跋中没有写到仇英是否过世。所以，各家均依此认定仇英卒年应为嘉靖壬子(一五五二)九月既望(十六日)以后至腊月(十二月)既望之间。

仇英《玉楼春色图》绢本立轴(今已不传)，图上有文嘉一段题诗和跋语：“仇生负俊才，善得丹青理。盛年遂凋落，遗笔空山水。至今艺苑名，清风满族耳。偶见实父此图，不觉生感，乃题数字于上，览者尚当宝之。万历戊寅(一五七八)仲春，茂苑文嘉记。”此图与文嘉题跋，先后著录于吴升《大观录》沈唐文仇四家名画卷二十、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之二十七、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一。吴、卞、高三家著录之书画，尤以吴氏可信度极高。故此图虽未见实物传世，但今人均认可为真迹，因此该诗曾被反复引用。

文嘉诗中的“盛年遂凋落”的“盛年”二字，引起了今人的歧义和纠结，几成聚讼。仇英的卒年究竟是五十岁还是六十岁，或由此而来。徐邦达《仇英生卒年岁考订及其他》一文中说：“盛年”一般不能超过五十岁。此乃徐先生望字生义之言。“盛年”入诗见于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其中第一首中有云：“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勤勉，岁月不待人。”此是陶诗名句，已为世人熟知。而第六首中有云：“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世人知者甚少。南宋末年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有元刻本和明清重刻本传世)中注曰：“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则为盛年。”显然文嘉诗中的“盛年遂凋落”不是指仇英“二十一至二十九”的卒年，而极可能是借陶诗的“奈何五十年”来指代仇英的“盛年”。否则的话，文嘉是不会将五十岁称之为“盛年”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除非此文嘉题诗是伪作。文徵明、文彭、文嘉父子均是陶诗爱好者和仿学者，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南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内钤有“文彭之印”和“文寿承氏”两方藏书印。名满天下的“停云馆”和书画闲章“停云”，即出自《陶渊明集》中第一首诗《停云》序：“停云，思亲友也。”彭年和文嘉均吕振羽仇英有过交往，以文嘉尤甚。所以他们二人有关仇英的卒年和年龄，可视作第一手史料，应当予以采信。另外，可再用董其昌的第二手资料来予以辅证。董其昌《容台别集》卷四《题跋·画旨》中，有两处明确提到了仇英的卒龄。

董其昌提倡“南北宗”，为了追求“一超直入如来佛祖地”的艺境，他不惜将仇英比作是只知辛苦劳作而毫无乐趣的隔壁“苦妇”，以致生年仅五十岁。但董太后关于仇英生年五十之说，当非信口开河的杜撰，也应该予以采信。根据彭、文、董三人有关文字，应该可以确定仇英的卒年是嘉靖壬子(一五五二)，行年五十。但古人有将虚岁作为实岁的习俗，故五十岁也可能是四十九岁。如按卒年五十往上推算，那仇英的生年为弘治壬戌(一五二)或弘治癸亥(一五O三)左右，与文嘉(一五O一一一五八三)的出生年相差不多。徐邦达等人的推论无误，他们或许都看到了董其昌的“仇英知命”和“行年五十”的二手资料。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确认文嘉诗中的“盛年”即是借指五十岁。文嘉有《和州诗集》传世，不知此题画诗是否收入集内，容后俟考。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尽可能采用第一手资料，否则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第二手资料。但不论是第一手还是第二手资料，均应审慎和甄别。

另外，还有一段仇英与项墨林有关的重要文字，屡经研究者论述辨证。吴升《大观录》沈唐文仇四家名画卷二十仇英《秋原猎骑图》轴(今已不传)，有项元汴孙子项钦谟(字声表)一段长跋，其中有云：“仇十洲先生画，实赵孟頫后一人。讨论余先大父墨林公帷幕中者三四十年，所览宋元名画千有也矣。又得性天之授，餐霞吸露，无烟火习气，遂为独绝之品，声重南金。”南金原义是指南方优秀的人才，此处代指江南(苏州市地区)文人精英阶层。

吴升在该书的仇英《沧溪图》卷中有记云：“槜李项墨林收藏甲天下，馆饩十年，历代名迹资其浸灌，遂与沈、唐、文称四大家。”今人根据仇英生年五十推论，项钦谟跋中言仇在项元汴家中作画“三四十年”，明显与史实不符。所以均认同吴升“馆饩十年”之说。馆饩是提供给客人(门客、幕友)食宿或薪酬之义，这里是指仇英长住项元汴家中有偿作画。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予以说明：一是项钦谟可能确实不知仇英在项家“馆饩”的具体时间，因而误为“三四十年”。二是纯属今人误读。古人在诗文中可以用“三十年”代指“十年”，以示其久。如陶渊明陆续为仕先后仅十三年，但他在《归园田居五首》诗中却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乃是极言其久。又《史记·匈奴传》中言蒙恬率兵十万北击匈奴，但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却说蒙“将三十万众”北击匈奴。司马迁岂非前后矛盾？其实亦是以三十万夸言十万。所以项钦谟“三四十年”之说，与吴升“十年”并不十分矛盾，只是今人读书少而已。相对而言，沈周、唐寅则显得比较冷清。而仇英几乎一片“空白”，或仍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主要原因前已述及。其实仇英研究应该有深入挖掘的学术空间，但对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须从社会史、艺术史等多角度去进行思考、探索。

人物评价

见仇实父画，方是真画，使吾曹皆有愧色。（文徵明缪曰藻《寓意录》卷四著录《仇实父后赤壁图文衡山后赤壁赋》评）

中亦说 “实父虽师东村，而青绿界画乃从赵伯驹胎骨中蜕出。近年来复能兼二李将军之长，故所画精工灵活，极尽潇洒绚丽能事”（文徵明《题仇实父画》评）

精细工雅，深得松年、千里二公神髓，诚当代绝技也。（文徵明评）

画师周臣而格力不逮，特工临摹，粉图黄纸，落笔乱真。至于发翠豪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稍或改轴翻机，不免画蛇添足。（王穉登《吴郡丹青志》评）

吴人仰二公（仇英、文徵明）手笔为衣食，真赝美恶之辨亦纷纷与兰亭不殊。（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三十三《书兰亭卷后》评）

其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张潮《虞初新志·戴文进传》评）

仇实父工于绘事，笔不妄下。树石师刘松年，人物师吴道子，宫室师郭忠恕，山水师李师训。其余唐宋名家无不摹仿，其妙以一人而兼众长。（王宠评）

余往过檇李见实父为项墨林小照，用白描法，俨然如生，益信仇君绘事可以超元宋而造唐人之室矣。（周天球《白描项墨林像》跋语）

仇英者，号十洲，其所出微，常执事丹青，周臣异而教之。于唐宋名人画，无所不摹写，皆有稿本。其临笔能夺真，米芾所不足道也。尝为周六观作上林图，人物、鸟兽、山林、台观、旗辇、军容，皆臆写古贤名笔，斟酌而成，可谓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也。使仇少能以已意发之，凡所挥洒何必古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评）

盖五百年而有仇实父，在昔文太史姓亟相推服。太史于此一家画，不能不逊仇氏，故非以赏誉增价也。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骈阗之声，如隔壁钗钏，顾其术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画，殊不可习。譬之禅定，积劫方成菩萨，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来佛祖地也。（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评）

赵千里原本并宋曾纡书杜牧赋，项墨林收得时图逸去，乃请仇英补之，纤丽之极。（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评）

前后凡十三段，全法宋名家，惜其仅画一人一家之事，故不为世所知，其品实出《中兴瑞应图》上，人物山水旗帜军容，种种臻妙。（张谦德《真迹日录》评）

十洲画，人第赏其工笔者，不知其意笔实远过之。予旧收其八尺堂轴《老妪乞书图》，神妙真欲令刘、李失色，何论戴进、吴小仙辈。（张大千评）

仇英以画为业，虽然出身寒微，与前三位士人背景截然不同。但他技法精熟，同时蕴含典雅秀丽的文人气质，在画坛上大放异彩。（台北故宫书画处助理研究员许文美评）

后世纪念

2012年6月，由中国将军书画院、中国网络电视台、泉州至正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展播上线仪式在北京举行。

2014年10月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 “明四大家特展” 之仇英作品展，共展出 38 组件，包括仇英及其相关的画作。

2015年9月9日，《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新书发布式暨《仇英模清明上河图》国际学术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雅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艺术中心举行。同年11月8日下午5点，苏州博物馆持续四年的 “吴门四家” 系列学术展览的最后一展 “十洲高会 —— 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 正式开幕，此次 “仇英特展” 于11月9日举办学术研讨会，11月10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持续展至12月20日结束。

2017年11月30日，由中国美术馆、中共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回眸 600 年 —— 从明四家到当代吴门” 绘画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以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 “明四家” 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就是中国美术史上规模、成就、影响深远的绘画流派之一。

由深圳市至正文博集团主办，深圳至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的明代・仇英《清明上河图》真迹沉浸特展，于2019年12月19日至2020年5月28日在深圳市南山区中国华润大厦 B1 层艺术中心美术馆开展。

2020年3月，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推出筹备十年之久的 “真相所在 —— 仇英艺术特展”，共展出 60 余件与 “明四家” 仇英相关的书画作品，包括 45 件仇英作品、17 件其他中国古代艺术家的画作，如仇英临摹过的宋元经典原作，还有仇英同时代的师友作品。

2022年4月2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宝聚焦”专室迎来换展，展出仇英的《秋江待渡》。